“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人们正在直奔天堂，人们正在直奔地狱。” 150年前，狄更斯《双城记》开篇这样写道。
狄更斯写下这些文字时，英国开矿、办厂、贸易等商业活动极度活跃，财富被疯狂制造出来，国力空前强盛。不过，因为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贵族手中，平民的仇富情绪，不加
掩饰地弥漫在欧罗巴洲大陆，财富分配不公最终引发了欧罗巴洲大陆的革命。
150年后，亚细亚的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开矿、办厂、贸易等商业活动，财富亦被疯狂创造出来，但处处都在上演一夜暴富，颇似当时的欧洲的童话。
在财富疯狂创造时期，每个人都有财富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权利，但是，财富的过度集中必然引发财富冲突。
进入21世纪，山西煤矿主群体成为童话的主角之一，不过，频发的山西 矿难以及对矿区环境毁灭性的开采，山西矿主因为巧取豪夺、残酷无情致富被贴上为富不仁的标签。
不只是山西煤矿，在内蒙古煤矿区、陕西原油区、湖南汞矿区、四川钒钛磁铁矿区、河北铁矿区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矿区所在地原居民对矿产 开发商的仇视与敌意，亦是不加掩饰地弥漫在矿区上空。
“矿产资源越丰富，百姓越贫穷”的表象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其根源是财富分配制度的扭曲，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需要解决产权归属，其次是分享制度，再次是监管制度，而产权归属问题不只是经济制度问题，更需要政治体制的改变来适应。
“矿产资源越丰富，人民越贫穷”是当前国家和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考题，考验转轨中的政府和社会，如何通过分配的引导来减少社会冲突，增加财富的持续创造力。
资源富，良民穷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初期，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发达，地方财政丰腴，百姓的生活日渐富裕。
21世纪初期，是中国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中后期，2006年《财经文摘》在湖南、四川、河北、内蒙古、陕西、山西等矿产资源丰富地区调研时，发现原居民的生活质量在直线下降，一些矿区生活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部分居民重新贫困，一些地区成为空城，甚至成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死地。
湖南新晃：汞矿挖尽，贫穷依旧
新晃是湖南最西部的一个小县，。由于地处湘黔交界的汞矿富集地带，使该地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汞矿开采点之一。1951年元月，湖南省工业厅接管了晃县汞矿，开始了当地汞矿由国家垄断开采的历史。
据统计，湖南省工业厅接管了矿山后，汞矿1973年以前产量达到100吨以上，由于缺乏计划的超量开采，1974年后逐年下降，1981年仅30吨。由于资源富集，新晃汞矿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辉煌一时，新晃县成为全国仅有的几个能做到财政自给且具备上缴能力的民族自治县之一。但进入90年代以来，可开采量日益缩减，矿山入不敷出，不得不在2002年10月宣布倒闭破产，新晃工业也随之陷入困境。
姚师傅是矿山的老矿工，下了一辈子的井，他见证着这个矿由盛到衰再到关闭的全部历史。
“矿工大多是地方上的农民，也有县城来的。当时为了开矿，我们也成为工人阶级，心里感谢党，感谢政府。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响应号召加班加点，经常超额完成任务。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同，超额完成脸上有光，子女出门也硬气得起来。”姚师傅谈到这里，语气有些激动，65岁的年纪仍显得中气十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生存不的安全感经常袭扰他们的心头。“当时我们没想过以后怎么办，领导都不考虑，我们考虑有什么用。何况‘全国一盘棋’，国家那么多矿，总有要人的地方，就算老了做不动了，国家也要养起来，不能不管嘛。”姚师傅的话的确很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普通矿工对未来的憧憬。
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迅速转轨，他们的未来之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改制、倒闭、下岗、买断、提前退休成为他们不能不接受的现实。这一切，对于这个资源濒临枯竭的矿山来说，都毫无例外地赶上了。
“我们有一段时间发不出工资，退休金也没有保障，那是在10年前。现在还好，退休工人的工资有社会保障，不过很低，像我1960年参加工作，就拿500来块钱。” 开矿似乎给像姚师傅这样的当地居民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转变了身份，“井下工作累人啊，工资低，有危险，现在想起来，还不如在地方上搞副业发财。那些自己炼汞的农民早就成小老板了。”
由于汞矿主产品是水银，这是一种有剧毒的重金属，开采和冶炼具有很大的污染性。有工业的地方就有污染，据调查，尽管生产都需按照国家汞矿企业污染处理办法，但污染还是不能避免，在汞矿内凿岩工人中,多数出现噪声病、振动病和汞中毒并发症,。在产汞区，冶炼用水不能用于农田灌溉，更不能饮用；淘砂洗砂用过的废水含有氯化汞，冶炼炉冒出的烟尘更含有水银蒸气，经过雨水凝结或飘移附着后会对当地水源和土地造成极大的污染。一些外地人由于适应不了这里汞浓度超标的环境，脸上会起一层红疮。
据湖南省环保局针对新晃汞矿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目前这里环境隐患严重，汞的废渣、废水污染严重威胁着舞水沿岸的新晃、芷江、怀化等数十万居民的生产、生活。但汞污染有一个滞后期，治理需要时间，需要技术，更需要投入。
四川攀枝花：富财政，穷人民
在中国西部，有一座闻名世界的新兴工业城市，它就是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崛起的攀枝花市。在这片占全国面积不足千分之一的土地上，蕴藏着80多亿吨的钒钛磁铁矿，铁、钒、钛储量分别占全国的20%、67%、90%，钒钛磁铁矿中还伴生有钴、镍、铜、铬、锰等20多种稀贵金属。非金属矿藏也极为丰富。攀枝花以资源开发的累累硕果举世瞩目，是中国重要的钢铁、能源、钒钛基地，被誉为中国西部工业明珠。但就是这样一座西部工业明珠，这几年问题重重，政府官员思考最多的，最期望的就是转型，而城市中许多精英分子，则选择默默地离开。
尽管攀枝花拥有曾名列全国十大钢铁企业的攀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工业城市，但在过去25年里，攀枝花GDP增速却低于四川这个农业大省的平均速度。尽管当地铁矿石资源丰富、稀有矿藏钒占世界近1/3、钛占中国90%，但钢铁业赖以生存的煤炭资源却仅够开采30年。转型压力日益显著。
其实在攀枝花，政府并不穷，财政收入占GDP的22%，去年达到55亿，四川省内首屈一指。但当地百姓的生活却让人心酸。农民还住着毛毡搭建的屋子；一些国企职工、下岗职工在贫困线上挣扎；登记失业率高达12%；全市50万人口，吃低保的就有2万人，农村人均年收入低于3000元的还有10万人。而另一方面，贫富分化严重，掌握资源的人收入极高。《经济观察报》引用攀枝花市长孙平的话报道说，这实际上是发展模式出了问题。财政不穷百姓穷，没有让百姓分享到改革的好处，这样有些市民就用脚投票。尤其是精英，离开了这座城市。
对于攀枝花，实现转型第一个难题就是弥补巨额历史欠账，要用明天的钱来建设昨天的城市基础设施。第二就是妥善处理与占市财政收入一半的攀钢的关系。作为中央企业，攀钢有权自己决定未来规划，但如果攀钢大肆扩张，攀枝花将难以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
近几年，攀枝花为了弥补历史欠账，财政支出常常高于收入一倍以上。规划局局长黄双华说，由于忽视基础设施建设，攀枝花现在仍没有高速路，民航刚开通两年，城市建设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陕、蒙：富了城市，苦了农村
2006年5月《瞭望东方周刊》一篇“‘百强县’竟是贫困县”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揭开了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资源富集地区百姓极度贫困的背面。 榆林市是世界少有的矿产富集区，全市原煤、天然气、原油等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约占全国总量的30%。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煤炭探明储量约占全国的1/6。近年资源开发使当地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但脱贫速度远远滞后。去年榆林市财政收入已跃居全省第三位，下辖的神木县成为西部百强县，但是这个财政大市的12个县市区全部是国家级或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市35%的行政村尚未脱贫，农民人均纯收入还达不到全省平均水平，贫困人口全省最多。神木县去年产原煤8200多万吨，是全国产煤第一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位居陕西省第一名，但是这个县仍有贫困人口12万人，占全县总人数的1/3左右。
鄂尔多斯市财政收入突破90亿元，下辖的准格尔旗是我国西部地区3个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旗县之一，但是全市的8个旗县也都是国家或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准格尔旗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文俊介绍说：“准格尔旗城里灯红酒绿，农村却很凄凉，不通车、不通电、点柴油灯的很多。有些地方村民们吃的是旱井贮存的雨雪水，有的甚至连旱井水也吃不上，到十多公里以外拉水、花钱买水。
资源开发不但没有使当地百姓迅速脱贫致富，反而正在制造许多生态危机和隐患。榆林市环保部门介绍，仅神木、府谷两个产煤大县32平方公里、4.2万亩农田严重减产或无法耕种；十多条河流断流，许多村庄出现水危机，有的要到十几里外拉水，有的则要以每吨3元～6元的高价买水。在神木县，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大规模综合机械化开采的3个大矿形成采空塌陷面积24.72平方公里，已经造成14村856户、3285人不同程度受灾，损坏房屋1560间，损坏水浇地、旱地和林地37000多亩。
资源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 望东方周刊》报道，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3个行政村，2005年6月村民为了让村组织带着大家一起争矿，推选出罢免委员会，依法启动罢免程序，罢免了原来的村委会、随后又改选原来的村支部，选出支持争矿、上访的新“带头人”。新班子最大的任务就是以村组织的名义四处上访。
作者：天行健，邱恒明，杨政文
链接：拉美：资源丰富，冲突加剧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是世界上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它的森林占地球上的四分之一，生物多样性占40%。铜、铝土矿和银矿占世界储备的三分之一，煤矿占27%，石油占24%，天然气占8%，铀矿占5%。它的水力资源占世界的35%。
在这个地区，因为自然资源发生的大量社会冲突，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委内瑞拉最近的经验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查韦斯政府执行新的石油政策，对国家石油公司进行改革，使石油收入在推行社会政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各项社会计划。2004年中因社会冲突增加，同时开展市政选举的运动，反对派发动街头抗议活动，执政联盟修改了石油政策，改组了国家石油公司，在选举中夺得了75%的职位。
在玻利维亚社会冲突也不断发生， 2004年5月围绕着批准新的石油天然气法社会的分歧加深，大多数人支持增加对石油公司的税收。而石油部门的委员会则反对这项立法。这种对立加深以后，当局无法收拾混乱局面，2004年6月6日梅萨总统辞职，到9月6日才组成一个由最高法院院长维尔茨主持的过渡政府。这一个多月发生的冲突占当年5至8月社会冲突的58%。从那时起就准备进行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原则上确定在当年12月份进行。
2004年8月份，厄瓜多尔在盛产石油的苏古布里奥省和奥雷亚纳省，居民的抗议活动造成新的社会冲突，虽然其规模不如玻利维亚那么大。当地居民的斗争针对环境的污染和石油公司滥用权利，要求征收它们的利润或是部分利润。
在90年代，秘鲁以出口为导向的矿业大幅度增产，开采面积增加了5倍。其严重后果是带来土地与河流的严重污染，很多人被迫离开了家园。在企业主利润增加的同时，城市和农村的社区贫困化加剧，群众抗议活动不断，最后成立了“受矿业影响的社区联合会”，其成员有全国18个区的1500个城乡社区。在开矿地区先后发生了42起冲突。在阿亚瓦卡和瓦卡班巴两省，英国矿业公司的布兰科计划影响到当地的水域，威胁到农民社区的生产活动和他们的生命。农民到矿区举行大游行，要求公司撤走，参加政府召开的技术对话。由于政府没有诚意，对话失败。
近年来，在中美洲地区特别是危地马拉民众要求限制矿业的开发。在危地马拉的希帕卡帕，居民反对发放矿业开采许可证，各社区要求对是否开采矿业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投票中大多数居民拒绝在那里开矿。在西部地区也举行群众抗议活动，建立了反对开采矿业的协调组织。类似的冲突已经扩大到整个拉丁美洲的山区，在智利和阿根廷有矿业活动的地区都出现了群众性的抗议活动。
矿产资源开采的巨大经济利益，一些地方的官员往往通过控制和垄断资源的开发，或者通过为开发商提供保护以从中获利。
在众多开发商和地方官员从对资源掠夺性开采中获取巨额非法利益的同时，地方的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富裕起来，一些矿区原居民公开“抢矿”，用原始的暴力改变收入分配方式。
河北迁安：富裕的是刁民
我家在群山脚下。记得第一次外出求学的时候，车跑在山沟里，沿途到处都是绿色，绿色的山、绿色的水，以至于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正在离开家乡，怀疑司机是否在山里迷了路。那次，离家的车跑了一天。但在我心里，却仿佛就是几天几夜，时间竟似被那“绿”所凝固。
然而，好景不长。
因为发现了铁矿，群山渐次地都被削成了平地。原本，如果天气不错，站在我家身后小山的山顶上，可以望见远处的 长城。而今天，站在原来的地方，漫天尘烟。风过，可以嗅到土味。
站在山顶可以嗅到土味，这是我到过的所有地方的唯一经历。
在我家到小学学校的路上，原本有一条梧桐道。记得当初每年梧桐开花的时候，桐花缀满枝头，落满街道，极目都是粉红色。而把梧桐花的花萼串成一串，做成一条小假蛇来吓唬同班的女孩，也是我们年少时最喜欢的游戏。可今天，那条路上满是矿车，卷起沙土，像《辛德勒名单》中那永不停歇的尸灰，稀稀索索地落在路边人的脸上、身上。
回家的车就插杂在望不见首尾的矿车长龙之中。我在车里，像坐着游弋在黑芝麻糊里的潜水艇，窗外视野一片迷茫。司机小心翼翼地躲让着遗撒在路上的矿石和散布的路坑。忽然，前方，尘雾里迎面冒出一辆逆行超车的矿车。我们连忙停下。对面的车擦身而过。那一瞬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此次回家，是因为父亲突然患上了脑血栓。这已经是我家那边数不清第几个的中年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了。大家都说是家里的水和空气坏了，所以人要得病。
我觉得有点讽刺。要知道，我的家可是位于号称“华北绿肺”的滦河主干道之旁啊。就在不到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穷乡僻壤。有个笑话说，70年代末的时候，汽车第一次随着寻矿的队伍开进山里，几个老农跟在汽车的后面一路追——追着捡粪。他们觉得，既然汽车比驴跑得快，那一定比驴拉的屎多，捡了好种地。就在不到20年前，每次有亲戚来我家，还定要带些我们这里的栗子、桃子回去，说是我们这边的水甜，种出的东西也好吃。然而，今天，父亲竟因水而患病，我实在觉得这有些讽刺。
回忆这段不到30年的过往是件有意思的事。
70年代末，首钢矿队进入我的家乡，并就地招聘了一些工人。这在当时可算是件大事，当地第一次有了吃皇粮的国企工人，而且是著名的首钢工人，有国家供应的粮票、布票，有北京运来的劳保用品。这批人一下子就成了远近各乡的求亲抢手货。据说，当时，两副棉布手套就能换到一大筐鸡蛋。很多人要托关系借穿首钢工作服，只为用作结婚礼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里一些胆大的人开始“靠矿吃矿”。他们先是偷煤。凭借着国人与生俱来的聪明，他们在上坡的铁轨上抹上猪油，减缓火车的速度，以便扒到煤车上去铲煤。继而是矿山设备。由于矿山设备的稀有金属配件能够卖大价钱，所以乡里人很喜欢在矿区转悠。遇到上眼的配件，他们便会跑过去把它拆下来。曾经有一次，首钢矿队从美国进口了一批102吨位的超级矿车，属全亚洲最先进的矿山设备。可就是这批矿车，投入使用不到一年便几乎报废殆尽，因为配件被乡里人偷光了。
还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原本矿区方圆百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均已划归首钢，只是由于首钢当年的开发能力有限，所以并没有要求矿区内的乡里人搬迁。十几年后，当首钢想用这片土地的时候，乡里人不承认当初的土地划拨了。
他们要求首钢给他们盖新房，新房必须是两层的别墅式小院，否则不搬迁。他们要求首钢必须赔偿他们的“耕地”，否则不搬迁。开始，乡里人还只是让首钢赔偿农地钱，后来发现果地钱比农地钱高，他们便会在要求搬迁的土地上插上果树苗。再后来，他们觉得插果树苗也不划算，便随便弄点杨树枝、柳树杈的，同样要求首钢按照果树的标准赔钱。到最后，他们连插树枝的力气也不想出了，只说自己想种果树，首钢便必须按照果地钱赔偿，否则不搬迁。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虽然多花了点钱吧，但矿山还是首钢的，按照首钢对矿区与生活区的规划，我的家断不会变成今天这样。然而，聪明的乡里人还有更大的梦想。他们并不只想简单地用土地换钱。换钱，只是为了积累力量，以便他们自己也能开矿。
于是乎，整整90年代，十年生聚，聪明的乡里人一点一点地从首钢手中接过“卖地钱”，然后转身把这些钱换成挖矿工具，在首钢探明的矿区旁播种下自己的“卡耐基梦想”。据说，当时，乡里人那“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式的抢矿热情把父亲及其工友都惊呆了。
就这样，我的家变了。由于抢矿，山被夷为了平地；由于抢矿，河被淤成了泥渠；由于抢矿，儿时粉红色的梧桐道变成了尘土飞扬的车场。而我的父亲，也成了要靠轮椅行动的脑血栓患者。
我坐在车里，想着，或许刚才经过的那个土包就是当年捡拾梧桐花萼的地方吧。此时，旁边的聊天飘入我的耳朵——“听说了嘛，张老三又封了一条路，这下这边更得脏了。”我回过头去问：“封什么路？”说话的人看看我，说：“你是刚从外面回来的吧。现在村里的人可操蛋了，他们嫌拉矿的车太脏，不让矿车从他们村里过，却叫司机把车全都顺着咱家属区的路走，弄得咱这要多脏有多脏。”我问：“难道没人管吗？”那人说：“管？谁敢管？谁管谁挨打。县分局的张老二就是张老三的亲哥，这矿车全都是张老三的，谁敢管。对了，你是哪家的？”我说了父亲的名字，那人连忙问：“脑血栓的就是你爸吧。”我点点头。那人立刻便像个长辈嘱咐孩子一样的说：“快带着你爸上北京吧，咱这的水、空气都坏了，没法过了。”我说：“嗯”。然后回过头，看着窗外，车继续像潜水艇一样地在尘土里晃悠着。
山西：富裕的是官人和矿主
一面是亿万身家的煤老板一掷千金，一面是触目可及的贫穷落后。山西省这个煤炭储量占全国总储量三分之一的产煤大省，近年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神话，同时也伴随着一波波关于贫穷与奢华的争论。
山西是一个能源大省，特别是煤炭储量和年开采量均占全国的1/4，煤炭外调量占全国市场交易的2/3。在能源日益紧缺的大背景下，山西的经济地位一定会更加突出。但，我们发现这样一组数据：从1978年到1998年的21年中，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平均两年落后一位。更为突出的是，这里的城镇居民收入长期滞后，1980年排位第23，1998年排到第29。1999,2000年则连续2年全国倒数第一。即使在2002年山西经济奇迹般地出现“拐点”时，也仅排在全国第27位。
一个21岁的崔姓山西小伙子在位于长治市平顺县内的一家铁矿石山上做了一年工，之后来到了一工厂做起了流水线上的工人，《财经文摘》问他：“山西资源那么丰富，为什么我们很多山西人却很穷呢？”小崔是这样回答的：“大家都知道山西有那么多的煤矿、铜矿、铁矿，也知道山西人没有南方的浙江人，广东人富裕，这有什么原因？你相信一个小矿务局的处级干部年收入500万吗？小煤矿主当然比这更多，太不公平了！！这些钱分给老百姓，你看我们肯定就富裕了呀”。他还给我们描述了平顺县境内西安里铁矿的情况：矿上太累了，一个月1700多块，按天算，两班倒，一天工作12小时。属于矿务局或者国有钢铁厂的正式工人还好些，有各种保险，但那要有关系才能进去。
对于没有上过高中的小崔来说，家乡到处是丰富的矿山而他们周围大多人都贫困，能解释得通的就是钱都被贪污了，没有发到他们手上。实际问题当然复杂得多。在北京上大学的山西人很多选择了留在北京，或南下了。贾梅女士在北京上完大学，虽然目前的收入也不高，但她说自己从没想过要回到山西大同那个老家。谈到自己的家乡时她有些愤慨：“以国家的名义无限度地开采某个地方的矿产实质上也是一种掠夺。在‘矿产国有’的名义下，当地百姓的利益没有得到更好的保障，这显然有失公平。矿挖了，污染严重了，气候恶劣了。这一切，都是欠下山西人民的债，可这债，谁来还，如何还？”，“我也是说说而已，山西真的要有新的变化，很难。留在北京生活，照顾好自己就行了。”贾梅最后这样对记者说。
挖了几十年煤之后，山西众多采煤区的人们发现，他们正在失去居住的家园。纵横交错的裂缝撕开了房屋，一个个黑洞侵吞着赖以生存的土地。地下支零破碎的采空区已难以承载地面的负重，大地正无可避免地下陷。有数据表明，目前全省煤炭行业累计塌陷、破坏、和煤矸石压占土地已达6.67万公倾，而且正以每年塌陷、破坏土地5000公倾的速度递增，其中40%为耕地。
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位于吕梁山南端，全县23万人口，煤田面积占到总面积的78%，全县有100多座煤矿，年产量达1000多万吨。这个曾经被山西省扶贫办列入贫困县的产煤大县最不缺的资源就是煤炭了。
《民主与法制时报》2006年4月有文章报道说：乡宁县的煤矿总资产在100亿左右，但这些资产都掌握在100多个煤老板手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地农民2004年人均纯收入为2578元，甚至还有人住在破旧的窑洞里，他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我们总是听到山西的煤老板多么有钱，同时也频繁听到矿难发生，煤老板潜逃之类的事。违反法律，逃避责任的开采矿山，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常态背后就是种种利益的安排。仅从雇用采矿工人不同的安排就可以窥其一二。矿山上分本地人和外地人，一般正规国有公司旗下的采矿工人都是本地人，但属于私人开采的小煤矿、小铁矿的采矿工人全都不是山西人。“这肯定是逃避风险呀，遇到事故时，外地人2万元就能摆平，而当地人20万都难搞定，还会把事情闹大。另外，对外地人，管理也比较容易，非打即骂，本地人就不能这样露骨了。”在西安里铁矿上工作过的小崔这样解释道。
“财富被极少数人控制，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一方面是财富的力量，一方面是民意的力量，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乡宁县现任县长张效彪说。
长沟峪煤矿：不可复制的北京模式
提到周口店，想必很多人都久闻大名，这是北京猿人遗址所在地。但距离周口店2公里的长沟峪煤矿，知道的人可能不多。长沟峪煤矿隶属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国有煤矿，目前拥有职工近3,000人，设计开采能力60万吨/年。据当地矿工介绍，这里开采历史悠久，远在唐宋时期就有采掘活动，明末清初达到兴盛。自1962年建矿以来，这里的开采达到鼎盛，出矿量一般都超过规划开采能力。
经历了数百年的兴盛和建矿后超负荷开采，长沟峪也已进入暮年，面临资源枯竭的窘景。提到这里的人员安置，煤矿的王师傅给记者露了底，“矿上不到3,000名职工，其中近千人是合同工，这部分人好办，到时候解除合同就行，麻烦在有编制的人员，不过到了退休年纪的因为企业都办理了保险，退休后可以靠养老金生活，对于年轻力壮的，就只有买断工龄了。”王师傅谈到的办法似乎在矿区具有共性，为了减轻企业负担，矿山企业多采用这种按有无编制区别对待的办法，“逃避”一部分责任。
“煤矿有个惯例，矿工的子女不会留在矿上，一般都离开矿区自谋出路。至于煤矿能为地方发展带来多少好处，恐怕也就是‘农转非’吧。在矿上做事总比种地收入高。”王师傅的话似乎有些无奈，“不过矿是国家的，都是为国家开矿，矿工就挣些工资，要想依靠煤矿发财致富，那就去做风险大的小煤窑主，否则甭想。”相比依靠商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富裕起来的地方，矿工似乎命中注定要替人做“嫁衣”，只能获取产业链条中比价极低的收入。
相比中西部地区，长沟峪煤矿转型似乎更幸运一些，它的关闭估计还有10年，这就给煤矿集团化发展留下宝贵的时间。这里距离北京市区50公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周口店是国家级旅游点，周围还有金朝遗留下来的帝王陵墓，如果煤矿关闭，企业首先想到的是将部分煤矿坑道进行安全整治，搞工业旅游，从而形成当地完整的旅游产业链。这样可以解决部分职工的就业问题，也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由于煤矿隶属集团的昊华集团正向综合型发展，实力雄厚，因此煤矿关闭后企业职工的就地安置补偿不会因为财力窘迫发生诸多社会问题。
尽管像长沟峪这样的矿区在中国比较特殊，它位于都市圈范围内，自身区位和产业优势明显，与内地矿山有显著不同，模式较难复制。但这也证明一个事实，只有提高地方经济的综合实力，走集团化的多元经营，才能避免由于对资源依赖度过高造成“枯竭后的贫困”。
作者：何塞·塞奥内出处：西班牙《起义报》2005年11月17日 编译：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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