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洗日本－爱国清醒网

前言:为什么把日本人作为假想敌研究？（2）

                                      

--大和之魂——日本的民族凝聚力分析

此时谋华的日本人物，不再是单纯的民间人士，而主要是手持国家重器的日本执政者。根据日本人的谋华计划，通过甲午海战、割占台湾、谋求辽东半岛、炮制“满洲国”，步步为营，频频得手，继而再谋华北、华东、华南，扶植“汪伪”，无一不是在上述或侵占、或肢解的预案下行事。甲午海战之前，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密令日方驻朝大使：“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此招得手，便可知“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与七•七事变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阶段，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敌人”，渲染中国威胁论，为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复活日本的霸权主义进行舆论鼓噪和思想动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兵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暂时刹车，日本被美国人占领。由美国主导的日本战后的和平改造是不彻底的，不久后，为了把日本打造成东亚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美国政府积极支持日本重新武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日本天皇被保留，战前的日本旧官僚重新执政。日美合流后，敌视社会主义中国便成为二者的共同目标。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实力坐大，军事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奉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国成为日本在亚洲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日本人长期雄踞亚洲首席地位，对于潜在的亚洲新势力极为敌视。“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便是日本人。中国人从来没有威胁过日本，即使将来崛起了，也不会威胁任何其他国家。但日本学者处心积虑炮制“中国威胁论”，其真实的目的就是要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为自己的“扩军备战”提供掩护。

    日本民间的学者与文人，再次充当了谋华的急先锋角色。以日本作家小林善纪为例，小林原先不过是一位知名度不高的日本右翼作家，但自从发表了漫画集《台湾论》之后，居然声名鹊起，不仅在日本国内广受“好评”，而且还得到李登辉、陈水扁等人接见与善待。《台湾论》肯定了日本当年对台的殖民作为，认为老一代的亲日的台湾政治人物和企业家反而最能代表当年的日本精神，值得日本人深思和效法。小林还狂言，他对日本向美国投降没怨言，只是向中国投降心有不服。小林认为中国成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不公平的，日本应当比中国更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至少也应当变成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小林主张日本应成立国防省、建立国防军，有权力独立自主地不受旧金山和约规范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变“本土防务为全球防务”、“日美安保条约应涵盖朝鲜半岛和台湾”，他甚至主张拥有核武器。他认为日本的经济科技实力制造核武器比制造小汽车容易。

    与日本政府高官不断地鼓吹修宪、重新武装、发展核武器、为军国主义分子翻案形成一唱一和的是，日本民间的谋华呼声也日益高涨。以日本民间学者和财团结盟组建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出版的错误的历史教科书居然被日本文部省认可。

    错误的历史观推动着日本向敌视中国的错误方向发展。从2001年起，日本开始大幅度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明确将中国作为“防卫对象”，这就是日本将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明确信号。在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之风更盛的背景下，日本又有了新的举动：一是加紧为行使集团自卫权做准备，力图使自卫队能有更多的机会跨出国门，以军事手段干预国际事务，而修改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有关规定、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以及“周边事态”的计划，就是为行使集团自卫权打造基础；二是加紧推进宪法的修改，以彻底消除日本军事发展的障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正在调整全球战略，并试图将全球战略的重点由欧洲转向亚洲，为此将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这无疑将为日本实现军事上的进一步跨越、并为日本修宪提供新的“机遇”。在美国推动之外因和日本努力之内因的互动下，日本对华的军事发展的步子会迈得更大。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警惕。

    据世界各大媒体综合报道，日本政府正在开始着手对规定日美两国安保合作应有状态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进行修改。希望根据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新威胁以及亚太地区安保环境变化，进一步明确日美各自负担的责任，以期加强两国间的合作。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以“台海冲突”为着眼点并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动向须密切予以关注。（据中国新闻网2005年2月1日报道）

    与日本人周密而持久的反华研究相比，中国人自己的应对性研究可谓乏善可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进占了沈阳。当时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深感国家危在旦夕，遂决定由著名记者范长江主笔，撰写“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专栏，这是中国人首次将日本人作为真正的敌手加以研究而开设的专栏。张季鸾先生在开栏的序言中第一次谈到了将日本人列为“假想敌”加以研究的必要性：

    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因念中国本断无亡国之理，然目前则竟有可亡之势……而日本有武力，中国尽灾民，诚所谓图穷匕见，更无躲闪偷安之余地。自今奋发，犹可为也。倘复泄泄沓沓，听其自然，则几番推演之后，真将丧失独立，化为亡国之民矣。吾辈厕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事急矣！愿立于兴亡歧路之国民深念之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编著，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7月第一版）

    在张季鸾先生的鼎力推动下，王芸生坚持撰写了三年，后因为战乱加剧，被迫辍笔，《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为残著，没有完成中日关系60年的总结，这部研究名著因此留下了历史性的遗憾。

    从那以后，中国人再也没有张季鸾先生与王芸生先生这样的激情和冲动，这方面的研究也就付之阙如。

    王向远教授指出：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侵华”问题之所以成为日本人长盛不衰的“思想文化课题”，与日本的文人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日本学者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研究，其突破口就是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们丑化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自大、虚伪、排外、残忍、变态、不团结、无国家观念等等，断言支那国民性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为中国侵华辩护，胡说中国人民的抗日行为都是受恶劣的国民性所驱动，声称日本侵华是用日本人优秀的国民性来改造支那人恶劣的国民性。在此情况下，日本的支那国民性研究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环。”（引自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第15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研究非常善于找角度，那就是寻找中国人的致命弱点。他们通过对中国人的细致考察，发现了中国人的命门——内耗。内耗造成内乱，内乱则为外来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人能有这样的发现不可谓不阴毒，也不可谓不精明。而历年以来，中国人对日本人国民性的研究，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假借外国人的著作，对于日本人国民性的对策性研究，则可以说仍处于空白状态。

【作者: hell】【访问统计:】【2006年07月21日 星期五 23:38】【 加入博采】【打印】